在太平天国后期，由于内讧加剧，大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。1853年，清政府趁机派和春率数十万大军进攻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（也就是现在的南京），清军依靠着人马众多，通过层层包围的方式，将天京围困成了一座孤城。
为了解救天京，当时天王洪秀全召集了诸王众将商讨对策，大家都没想出什么好的办法。这时，年轻的忠王李秀成为洪秀全献上了一计。他说：“如今清军大军围困天京，清军的后方屯粮之地必然空虚，请天王拨给我两万人马，乘夜突围，然后突击清军的屯粮之地杭州，天王趁此突围，形成形成两面夹击之势，则天京之围可解。”
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百万大军的统帅，但他在广西加入太平军时只是一名小兵。
李秀成的人生转折主要在1856年天京事变后，因天朝骨干损失严重，其才干得以脱颖，升地官副丞相，随后驻军在安徽相城、江苏浦口一带，百战沙场，封侯、封王。
李秀成雄踞苏州，开始拥兵自重，不大服从天朝的军令，把百万大军视为私有，不许任何人调动他的一兵一卒。
在《李秀成自述》中，李秀顾直率向曾国藩表白：“我在天朝时用文盖印者，无我亲书密号，其将不从。”关于天朝为统一军权所作的军事改革，他说：“营称天营，兵称御林兵，那时人人遵称，独我与李世贤不服。”对天王调他赴援天京上游门户的几次严诏，李秀成再三抗拒不肯遵行，称“管主从与不从”、“主本不从，我强行而止”。
可以说，当此之时，李秀成顾盼自雄、睥睨四海，志得意满。
1864年6月，天京沦陷，李秀成被俘，天国大厦倾覆。
成擒后的李秀成在牢笼中忍耐着夏天的闷热，写下了五六万字的《李秀成自述》，致使“李秀成投降”之说几成定论、“忠王不忠”的言论甚嚣尘上，现在，中小学教材中甚至采纳了“李秀成已变节”的观点。
李秀成被俘，出乎曾氏兄弟意外，打乱了原来的默契和计划。只好一面上奏朝廷，扬言要严刑拷问，“槛送京师”；一面嘱李秀成不要在供状上写明自己是淮河下游的海州人，只写参加起义时寄居的广西藤县，为日后安排李秀成逃往海州家乡作掩护。
曾国荃为了进一步造舆论以瞒人耳目，审讯时，“置刀锥刑具于忠王前”，声称要“凌迟处死”李秀成。
经过曾氏兄弟的密商，又上奏朝廷，谎称李秀成的“党羽尚坚”，“民心未去”，押送不安全，要将李秀成于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“就地正法”。实际上，实际上，李秀成已被曾氏兄弟偷天换日，密送到地处海州硕项湖滩的铁牛镇上，与先行逃出的李学富一起，在家乡隐居起来了。在被俘诸王的供词，李秀成供词明显与众不同。多重意图，使他在囚笼中以每日数千字的速度，写了长篇供词。他的对手李鸿章、此前给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信里说：“既深佩其狡猾，更积狠其忠勇”。这两句话，是供词极其重要、极其确切的导读。李秀成在计谋失败，最后作绝命词十句，“叙其尽忠之意”，从容赴死，也是这供词的实证。他对曾国藩适当说些客套乃至恭维的话，是其意图所决定的。他坚持站在太平军立场，始终认定洪秀全是天王、“我主”。在这一前提下，不可能也没有将洪秀全的邪恶兜底翻。只是很有节制地写了洪的一些错误，主要是他与洪的公开分歧和争论。历代都有人，与昏君暴君有重大分歧，不顾一切面折廷争，以至被斩首被凌迟被下油锅被诛九族，而成为公认的忠臣。然而，按照绝对洪氏本位的价值标准，即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，以洪秀全的好恶为好恶，供词中那些很有节制的真话实话，有损于造神，有损于洪的光辉形象，那就不能容许。无论你多么用心良苦，杜鹃啼血，超过古代忠臣义士，都是“不忠”，重则日叛变，轻则日变节行为。这种价值判断，只能让普通人瞠目结舌。我认为，问题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、义，而在于其忠、义的价值的二重性，在于他想超越简单地高呼口号而死的复杂内涵。有几分读懂供词，就会觉得这是一曲太平军的挽歌。洪秀全的挽歌，他自已昨日的挽歌。供词即将写完，他就被杀掉，成了洪秀全的殉葬，供词成了殉葬者预先自唱的挽歌。这支复调挽歌，是寻味不尽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