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像现在的轿车是官员身份的标志一样，古代的轿子也是官员身份的标志。
不过，清朝入关以后，为了表示“不忘本”，一度规定除了一部分人外，其余所有文武官员都要骑马，不准乘轿：“亲王、郡王、大学士、尚书准其坐轿；贝勒、贝子、公、都统及二品文职大臣，俱不准坐轿，违者交部治罪，断不宽宥。”违反了这个规定的文武官员，要受到严惩。
清朝出台这个规定的初衷是好的，却未免有些不人性化。年轻官员体力好，骑马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些上了年纪的官员就吃够了苦头——如果体力不支，从马上摔下来，那就非死即伤了。于是，乾隆皇帝对这个规定进行了修改，允许一部分年老之人和疾病患者乘坐二人小轿上朝，“以示朕眷念大臣，恩加体恤至意”。
允许乘轿的口子一开，乘轿的文武官员就越来越多了，乘坐的轿子五花八门，十分混乱。清朝是一个注重礼仪的王朝，对于这种现象难以容忍，便进行了规范。
八抬大轿作为最高等级的官轿，所有在京的文武官员均不能使用。三品以上的京官，使用四抬大轿；三品以下的京官，使用两抬大轿。
后来，朝廷考虑到京官出京的情形，规定三品以上的京官出京办事时，能够使用八抬大轿。毕竟，这时候的京官代表朝廷的形象，不能过于“寒碜”。
地方官员又不一样了。清朝规定，总督、巡抚级别的封疆大吏，能够使用八抬大轿。此外，三品以上的钦差大臣，也能够使用八抬大轿。
在总督、巡抚以下的官员，使用四抬大轿。
这就是清朝关于官员乘轿的规定。那么，为什么说左宗棠进京前能够乘坐八抬大轿，进京后反而不能够乘坐八抬大轿呢？
左宗棠晚年时曾经两次进京担任军机大臣。在两次进京前，他在地方上的职务分别是陕甘总督和两江总督。作为总督，左宗棠自然有资格乘坐八抬大轿。可是，进京后，左宗棠虽然贵为内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可依然不能使用八抬大轿，只能乘坐四抬大轿。
官员乘轿不能乱坐，否则就是“违制”。清朝对于官员违制的处罚是很严厉的。雍正皇帝规定，凡副将及其以下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等官，如不乘马，“擅自违制乘轿者，革职”。道光时期，福建提督许松年就因违例乘轿，被革除职务。光绪年间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参劾宜昌镇总兵傅廷臣、郧阳镇总兵邓正峰“公然乘轿，毫无顾忌。旧制新章，一概置之不理”，“请旨将其摘去顶戴，拔去花翎”。
你看，不就乘坐一个轿子，结果连乌纱帽和顶戴都搞丢了，代价未免太大了些吧？
当然，如果官员的后台足够硬，违制乘轿也没有什么问题。
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康安，哪怕是外出打仗时，也要乘坐轿子，而且乘坐的轿子远远高出八抬大轿的规格，而是36人抬大轿。当然，这么多轿夫，并非一起来抬轿子，而是轮流抬。每名轿夫都备着几匹好马，方便随时换乘。所以，福康安的轿子速度很快，跟骑马差不多。
然而，福康安并没有因为乘轿违制受到处罚。
对于有的官员来说，乘轿并不是一件长脸的事情，反而是一个负担。因为，从雍正时期开始，官员的轿子必须自己掏钱购买，轿夫的工钱也得官员自己支付。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一年下来，一顶轿子得花费1000两银子。
许多三品以下的京官俸禄很低，根本就使用不起轿子，纷纷放弃轿子，改坐马车。到了同治时期，只有一品以上的朝廷大员，才有多余的钱雇请轿子。
【参考资料：《清史稿》《清稗类钞·舟车类》等】
